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内幕

　　自2010年6月20日至7月2日作为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我随以中国前驻法特命全权大使蔡方柏为首的外交部“咨询委员会”代表团对法国、西班牙和德国进行了访问，同这些国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负责人进行了广泛交流，对欧洲主权债危机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了解。本文是以此次访问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写成的报告。

　　欧债危机的演进

　　2009年11月希腊财政部长宣布，其2009年财政赤字对GDP比将为 13.7%，而不是原来所预测的6%。市场开始出现恐慌，希腊政府宣布如果在5月之前得不到救援贷款，它将无法为即将到期的200亿欧元国债再融资(refinancing)。由于担心希腊政府对总额为3000亿美元到4000亿美元的国债违约，投资者开始大规模抛售希腊国债，使得希腊政府难于通过发新债还旧债(rolling-over)，希腊主权债危机终于爆发。

　　由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传染效应，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PIIGS—“五猪”)同时遭受信用危机，大量资金逃离欧洲流入美国。欧洲中央银行和IMF先后紧急出台了1100亿欧元和7500亿欧元的救援措施。欧洲中央银行则在国债二级市场上购买私人投资者抛售的希腊国债，以防止国债价格下跌和收益率攀升。与此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增加了对银行的短期贷款、放松了贷款的抵押条件，以缓解货币市场上的流动性短缺。德国和法国的商业银行持有大量希腊和其他“四猪”的国债和其他债券，救希腊就是救自己。

　　在稳定金融市场的同时，同美国不同，欧盟国家并未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反之，不仅希腊等国开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德国等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也准备实行财政紧缩。欧盟区的货币政策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即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此次欧洲主权债危机中，欧洲中央银行似乎并不打算效仿美国采取数量宽松政策，也并未修改2%的通货膨胀率目标。

　　目前，由于欧洲中央银行、欧盟和欧元区政府的一系列救助措施，欧洲国债市场基本恢复稳定。

　　希腊的“祸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之所以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有着深刻的、多方面的历史原因。

　　首先，在希腊的高福利制度下，希腊人一直维持高消费、重享受的生活方式。在政府福利支出巨大的同时，希腊税收征管不善，偷税漏税现象严重，使希腊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其次，加入EC和欧元区，希腊得到大量转移支付、外资大量流入。由于摆脱了资金约束，希腊政府并无动力来压缩财政赤字。希腊不仅财政赤字巨大而且面临私人部门储蓄不足的问题。一国国内储蓄(私人部门加公共部门储蓄)不足意味着该国一定同时存在经常项目逆差。储蓄不足和经常项目逆差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则是竞争力的下降。希腊劳动成本的上升导致非贸易部门物价、从而物价总水平的迅速上涨。高通货膨胀率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而后者则是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的直接原因。1985年希腊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超过8%。经常项目逆差的存在意味着希腊政府必须依靠外国资金，为财政赤字融资。按道理，由于希腊经济增长速度不高，通货膨胀比较严重，外国投资者应该要求较高的风险贴水，从而导致希腊政府财政赤字融资成本的困难。但事实并非如此。

　　1981年希腊加入欧洲共同体 (EC)。欧洲共同体的大量转移支付，使希腊摆脱了外部资金的约束。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由于欧元区的统一货币政策，欧元区内不同国家只有一个基准利息率(主融资利息率)。据OECD的研究，2001年-2006年德国的利息率水平比应有水平高出50个基点。而希腊、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利息率水平比应有水平低了300-400个基点。欧元区国家实际上可分为北欧元区和南欧元区。后者的经济基础与前者差异相当大。但是，欧元区的建立和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大量廉价资金流入南欧元区，使南欧元区国家公、私债务大量增加。

　　第三，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统一货币下希腊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无法解决。由于希腊工资和物价增长速度过高(相对劳动生产率)，希腊出口失去竞争力。在独立货币的情况下，希腊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恢复贸易平衡。在共同货币下，希腊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对希腊来说欧元是高估的(而对德国来说欧元是低估的)。希腊出口市场缩小(因为没有竞争力)也意味着希腊劳动力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在工资刚性和共同货币(因而无法贬值)的情况下，能够恢复劳动市场均衡的唯一办法是使多余的希腊工人迅速转移到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如德国。但是，事实上劳动力并不能充分流动(希腊工人不讲德语)，希腊工人只能留在希腊。这样，希腊劳动力市场的失衡状态无法解决，政府失业补助等项开支的增加不可避免。